B体育《共和国的钢铁岁月》一书通过对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原党组书记、总经理石启荣同志的访谈，揭示了我国钢铁工业发展过程中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再现了钢铁工业艰苦卓绝、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为钢铁工业的历史传承和转型升级注入了新的正能量。本书20余万字，由在石启荣身边工作的同志们历经十多年收集整理而成，图文并茂，内容翔实，对了解共和国火红的钢铁年代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对钢铁工业未来发展也具有现实意义。
鞍钢集团公司（简称“鞍钢”）始建于1916年，总部地处辽宁省鞍山市，前身是日伪时期的鞍山制铁所和昭和制钢所。鞍钢建立之初，主要是为了实现日本技术殖民，以达到其侵略中国、掠夺资源并妄图长久霸占和奴役中国人民的罪恶目的。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鞍钢被政府控制，并更名为“资源委员会鞍山钢铁有限公司”。在统治的22个月中，鞍钢总共只生产了9500吨钢。东北全境解放后，鞍钢回到人民手中时，已是千疮百孔、毁坏严重。其原因一是日本人在撤走的时候炸毁了鞍钢的主要钢铁设备，并进行了技术破坏，日本人称这里只能种高粱；二是苏联红军在接管鞍钢后对鞍钢设备进行了大规模拆卸与转移。1948年12月，中央决定对其进行恢复和重建，成立鞍山钢铁公司。翌年7月9日即在废墟上开工，经过大规模修复设备，鞍钢仅用半年多就开工生产。1949年6月27日，鞍钢第一炉铁水从２号高炉缓缓流出。经过1949年到1952年的三年基本恢复，鞍钢累计生产生铁211万吨、钢191.9万吨、钢材109.9万吨。1953年，以鞍钢大型轧钢厂、无缝钢管厂和7号炼铁高炉“三大工程”为代表，新中国第一批重点工业建设项目在鞍钢相继竣工投产，诞生了新中国第一根无缝钢管和第一根重轨，鞍钢由此成为新中国第一个大型钢铁生产基地，被誉为“中国钢铁工业的摇篮”和“共和国钢铁工业的长子”。
鞍钢与伟大祖国同岁同步成长，其发展和前进的历史是新中国钢铁工业发展的一个缩影。鞍钢的成长壮大，备受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关怀，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视察过鞍钢。每当鞍钢人回顾光辉而曲折的发展历程时，总是难以忘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关怀和重要指示，激励着他们戒骄戒躁，争取更大的胜利，以实际行动报效祖国，不辜负党和国家的殷切期望。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国家工业生产能力低下，即便相对具有较好基础、体系相对健全的鞍钢，年产量也仅为铁50万吨、钢58万吨，25个钢种、21个品种、97个规格的钢材。后来陆续经历了恢复建设、技术改造、新区建设、体制改革、资本运作、兼并重组等发展历程，目前鞍钢形成了跨区域、多基地、国际化的发展格局。在东北地区，拥有鞍山本部、鲅鱼圈新区、朝阳新区三大基地，具有铁、钢、材2500万吨的综合生产能力；在西南地区，拥有攀钢集团1000万吨的综合生产能力；在华北和东南地区，建成天津天铁、福建莆田冷轧生产基地。目前，鞍钢能够生产以汽车板、家电板、集装箱板、船板、重轨、石油管、管线钢、容器板、冷轧硅钢等为主导产品的16大类钢材品种，120个产品细类，600个钢牌号，42000个规格的钢材产品，这些产品已广泛应用于国民经济各领域，为国家经济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从1949年至2014年，鞍钢累计分别生产铁、钢、材5.09亿吨、5.11亿吨、4.01亿吨，上缴利税总额达1695.22亿元，相当于国家同期对鞍钢投入的31倍。作为“钢铁摇篮”，累计向全国各地输送了近6万名干部、工程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为各地培养了11万余名各类人才，武钢、包钢、酒钢、攀钢、邯钢、宝钢等主要钢铁企业和全国钢铁战线都有一批来自鞍钢的人员。
每个时代都有其特定主题。新中国成立后，鞍钢作为新中国第一个恢复建设的大型钢铁联合企业，承担着振兴我国工业化建设的伟大使命。面临新的征程，没有一批掌握科学知识并为之奋斗的工程技术人员是不可想象的。鞍山钢铁公司从1948年批准成立，经三年恢复建设，工程技术人员主要由三部分人组成：一是日本投降时期留下来的日伪技术人员，为数不多；二是接收时期留在鞍钢工作的和新中国成立前毕业的一批专家，这是生产骨干，是依靠的主要技术力量；三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大专院校理工专业毕业的技术人员，这是未来的骨干，将青春和才干奉献给祖国的钢铁事业。
毋庸置疑，时代精神是激励一个民族奋发图强、振兴祖国的强大精神动力。石启荣同志在鞍钢工作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极其宝贵，鞍钢是新中国培养钢铁技术人才的摇篮，鞍钢的工作经历影响其一生B体育，其一生又与鞍钢有着不解之缘。后来他多次对鞍钢发展过程中的难题，提出解决意见。
本篇梳理了石启荣同志见证和参与鞍钢建设发展情况，回顾了石启荣同志在不同时期为鞍钢作出的贡献。
鞍山冶铁始于战国时期，经秦汉、魏晋南北朝连绵不断，五代和两宋时期，鞍山地区的冶铁相当兴盛。元代和明代初期，鞍山一带的冶铁业仍健康发展。只是到了明代后期，鞍山的冶铁业才逐渐衰落。清王朝把开矿视为“末业”，把矿工视为“寇仇”，并以辽东是清陪都和龙脉所在地，怕“泄地气”“走风水”为由，下令严禁开矿冶铁，使鞍山地区的冶铁业处于停滞状态。
清朝末年，鞍山丰富的矿藏为帝国主义所垂涎。首先是沙俄霸占东北地区，强行修筑中东铁路，并强占了旅顺和大连。接着日本也在南满攫取利益。双方争夺的重要目标就是鞍山一带的铁矿。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俄国战败后签订了《朴次茅斯和约》，日本夺取了原由俄国控制的长春至大连之间的南满铁路和旅大租借地。从此，日本称霸南满，俄国退踞北满，形成日、俄南北对峙的局面。日俄战争之后，日本加紧对东北铁矿资源的垄断和掠夺，开始建立起殖民地钢铁工业。
1916年，日本政府批准建立鞍山制铁所。1917年4月3日举行“地镇祭”，动工修建高炉。1918年5月15日，“鞍山制铁所”正式成立。1919年3月，炼焦厂开始生产焦炭，4月29日，1号高炉点火，鞍山制铁所正式投产。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占领了东北全境。1933年，日本政府在军部支持下，将原定在朝鲜兴建的昭和制钢所改迁至鞍山，由日方控制的满铁株式会社全额出资，在鞍山制铁所已有基础上，兴建制钢厂、轧材厂，成为钢铁联合企业，进一步把鞍山变成了发动侵略战争的钢铁基地。随着日本军备规模的扩大，昭和制钢所的生产规模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到1941年，已经具备年产生铁250万吨、钢130万吨、钢材75万吨的能力，规模仅次于日本九州的八幡制铁所（今天的新日铁）。据《鞍山志·鞍钢卷》记载：“1935年至1945年，昭和制钢所及满洲制铁会社鞍山工厂累计生产生铁905.6万吨、钢547.4万吨、钢材327.8万吨。”日本人则将这些东北鞍山地区的原料及半成品运回国内再加工，为其发动侵略战争服务。
1945年8月15日，日本侵略者无条件投降，他们撤离中国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疯狂地毁机器炸设备，将铁水冷凝铸在高炉内，妄图把工厂变成一片废墟。政府接收后，刚开始还宣布要恢复生产，可随后就有人拆机盗卖，中饱私囊，将千疮百孔的炼铁厂糟蹋得更加破烂不堪。在统治的22个月中，鞍钢总共只生产了9500吨钢。
1948年2月19日，鞍山解放，鞍钢才线月初，中央东北局辽东分局派柴树藩到鞍山接管鞍山钢铁有限公司，辽东分局书记陈云亲自向柴树藩传达了东北局做出的“逐步恢复鞍山钢铁生产”的指示。4月4日，经批准成立了鞍山钢铁厂，郝希英任厂长、王勋任副厂长，柴树藩代表上级机关参加领导工作。11月2日，东北全境宣告解放。12月26日，东北行政委员会批准成立鞍山钢铁公司。12月28日，任命李大璋为鞍钢首任经理，郝希英、王勋为副经理，鞍山市委书记杨春茂兼任鞍钢监委书记，同时宣布撤销鞍山钢铁厂。
新成立的鞍钢下设4处、9部，29个厂矿，还设置了职工医院，工业专科学校等。当时鞍钢职工有10512人，其中职员486人、技术人员418人、工人9608人。
1949年春，中央、主席发出“鞍山的工人阶级要迅速在鞍钢恢复生产”的电令后，鞍钢开始了全面修复工作。这期间，城市遭到战争严重破坏，市街萧条零乱，水、电、煤气停供，工人失业，居民外流，城区仅剩9万人口。鞍钢厂区破坏更为严重。为了尽快恢复生产，东北局和辽东分局从地方给鞍钢调来一批干部，并从沈阳、丹东等地接回保护下来的140多名在鞍山制铁所及昭和制钢所时期培训出的工程技术人员，又动员原鞍钢的工程技术人员返回鞍钢工作。另外，还派人到天津、上海等地招聘了一批技术人员和管理干部，大大充实了鞍钢的技术和管理力量。同时，还对遗留的日本技术人员予以任用，这些人大部分回到各自原来的工作岗位，其总领导人、原昭和制钢所理事濑尾喜代三任总顾问。在以上人员基础上，成立了以王之玺为首的专家组，起草修复鞍钢计划方案，按照先易后难、从小到大、分期分批进行修复生产的原则，拟订了1949年修复年产矿石51万吨、生铁20万吨、钢坯50万吨、钢材30万吨的全部设备，以及相应的动力、运输、机械、耐火材料等有关工程计划。鞍钢修复生产的任务明确后，首先需要的是器材和图纸资料。为了解决生产器材和配件极端紧缺问题，鞍钢发动群众开展献交器材运动。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献交器材1123种、21万件。接着又展开了生产立功竞赛等活动。
1949年7月9日，鞍钢正式开工，中央、送来“为工业中国而斗争”的锦旗和“伟大开端”贺幛。鞍山钢铁公司大白楼前的广场上，2万多名钢铁工人欢呼雀跃。大会庄严宣布：新中国第一个大型钢铁联合企业正式开工生产。从此，鞍钢成为“共和国钢铁工业的长子”。
1949年10月到1952年年底，是新中国进行国民经济恢复工作的时期，为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而准备。
1950年3月27日，中苏两国政府在莫斯科签订《关于苏联给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恢复和改造鞍山钢铁公司方面以技术援助的协定书》。1951年10月，国家财经委员会副主任李富春在全国政协会议上作题为《中国工业的目前情况和我们的努力方向》的报告，其中说：“到1953年，我们修建铁路的钢轨，就可以完全由自己解决了，大型钢材、无缝钢管及薄型钢板也能大部分解决了。这些新厂的建设，对于我国的重工业，是会有一定的加强作用。”这个报告实际上是向全国、全世界宣布：1953年新中国将有新的大型轧钢厂、无缝钢管厂开工投产。
1951年10月12日，苏联为帮助鞍钢恢复生产，由苏联哈尔科夫设计院完成了《鞍钢长远发展规划初步设计》（以下简称《初步设计》）。《初步设计》总的指导原则是：扩大鞍钢生产规模，使之大大超过以往达到的最高水平；建设新的大型轧钢厂，保证生产多种产品，以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需要。斯大林指示，为了培养中国的技术人才，技术施工、设计由鞍钢承担，苏联哈尔科夫设计院按专业派出专家指导帮助。1952年，鞍钢成立了设计院，每个专业设计科室都有一位苏联专家指导。1952年2月26日，中央人民政府批准苏联编制的《恢复和改造鞍钢总体规划初步设计书》。该设计书确定鞍钢的生产能力为：年产铁250万吨，钢320万吨，钢材250万吨。1952年4月，鞍钢的领导班子也作了调整，原总经理李大璋调任四川省长，马宾任总经理、王玉清为副总经理。1953年，马宾赴莫斯科钢铁学院学习，王玉清主持全面工作。为了适应鞍钢生产和建设发展的需要，加强领导，大白楼为生产指挥系统，还有一个小白楼是建设指挥中心，由乔石同志主管。
随着设计的完成，根据发展需要，党中央在运筹国民经济大政方针之际，提出作为工业建设“重中之重”的鞍钢应该转变工作重点，把以恢复工作为中心转变为以基本建设为中心，鞍钢三大工程破土动工在即，鞍钢对各类人才的需求就变得格外迫切。在这种形势下，1952年3月19日，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党组就全国钢铁工业的发展方针、速度与分布问题向中央提出报告，建议：一是集中全国力量，特别是技术人员，首先进行鞍钢的恢复与改建，争取迅速完工；二是确定大冶为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开始建设的第二个钢铁基地；三是大冶的设计工作委托苏联进行；四是正式通知苏联，本溪在“一五”期间只恢复伪满时留下的两座容积为900立方米的高炉B体育、两排炼焦炉和相应的矿山、选矿等工程。5月4日，中央又做出《集中全国力量，首先建设鞍钢》的决定。在中央提出的“全国支援鞍钢”和“为鞍钢就是为全国”的口号鼓舞下，一场声势浩大的改扩建高潮在鞍钢掀起。各地科研院所积极响应中央和国家的号召，组织技术力量，援助鞍钢。据统计，1952年下半年，全国48个城市、70多个单位和76所大中专院校，为鞍钢输送了7446名干部和大中专毕业生。而1951年，鞍钢原有的基本建设职工只有15000多人，到1952年夏季经全国各地支援、招聘和国家分配，已猛增到45000余人。
1929年1月，石启荣出生在四川省渠县的一个贫苦农家。天资聪颖的他靠亲友的资助，读完了小学和中学。
1947年8月，他在家乡镇上的一所小学里做临时教员，一边给孩子们上课，挣钱糊口，一边准备考取大学。这期间，他结识了以教书为掩护的地下党负责人张乐山同志，思想上追求光明和进步的他，与张先生非常投缘。受其影响，石启荣不惧生命危险，积极参加了地下党外围组织的一些工作。
1948年8月，石启荣以优异成绩获得奖学金名次，考入重庆大学矿冶系；1949年12月30日重庆解放，重庆大学院系调整，矿冶系分为采矿系和冶金系，石启荣选择冶金系的钢铁专业。
新中国成立后，石启荣积极参加社会活动，深受同学、老师喜爱，并被选为冶金系学生会主席，1950年5月由采矿系郭尚平（地下党成员）介绍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青年团的前称）。1951年，全国开展“三反”“五反”运动，学校调出许多同学参加重庆市各单位的“三反”“五反”工作，石启荣被任命为重庆大学“三反”“五反”院系工作队的队长。1952年毕业时系主任蒋导江有意留石启荣当助教，可此时，石启荣一心想去钢铁生产一线月，石启荣被分配到鞍钢工作，人事部门将重庆大学冶金系的4位毕业生，石启荣、廖郁文、聂荣庆和杨宣斗分配到鞍钢地质研究所。
石启荣在回忆自己拒绝留校任教，到鞍钢工作的经历时，动情地说，这是他与钢铁的缘分。
学钢铁，干钢铁，爱钢铁，自1952年参加工作以来，他从未离开过自己喜爱的钢铁行业，这的的确确是缘分。
（二）铁厂实习，8号高炉结情谊报到时，地质所领导看了他们的档案后，退回鞍钢人事部，不久人事部通知石启荣赴鞍钢设计院，但该院正在组建中，便先安排到炼铁厂实习。另外的三人，廖郁文分在鞍钢钢研所，聂荣庆分到鞍钢铸管厂，杨宣斗分到金属结构厂。
当时炼铁厂的厂长是蔡博，副厂长周传典、金鑫，生产科长张寿荣（后调武钢任总工程师，现为工程院院士）。炼铁厂共有十座高炉，按建设时序、位置划分为两排：前排1号、2号、4号、9号，后排3号、5号、6号、7号、8号，其中1号、2号、4号高炉都是500多立方米容积，3号高炉是700立方米容积，5号、6号、7号、8号高炉全是980立方米容积，9号高炉是最后建的，容积为1000立方米，还有个10号高炉是实验炉，只有50立方米的容积，是用来生产炼钢用的硅铁和锰铁的。当时全国高炉容积都比较小，1000立方米就是大高炉了。这些高炉基本都是日本人建的，采用的多是德国的料罐式上料装置，只有3号高炉采用的是美国的料车式上料。
石启荣就在8号高炉实习，任务是协助值班技术员工作，主要是向工人们学习。高炉上分3个班，每班10人，班长詹师傅负责开铁口，石启荣跟詹师傅的时间最多，詹师傅没有儿子，看中石启荣，要石给他当儿子。石启荣对詹师傅也很好，把厂里发的高温岗位的保健品全给了他。那时石启荣是单身，春节詹师傅请他到家里吃了一次饺子。石启荣离开炼铁厂后，也一直跟詹师傅有着联系。
（三）光荣入党，不懈追求终得愿实习半年后，人事部通知石启荣到鞍钢设计院炼铁设计科工作。
不久，炼铁设计科党支部让石启荣赴鞍山市委党校学习，主要是总结到鞍钢工作时间的思想情况及对工作的意见。
石启荣在重庆大学冶金系的毕业论文是各种炼钢工艺的发展，到鞍钢后总想到炼钢厂工作，正好同宿舍的徐钜良（唐山工学院冶金系毕业）分在炼钢厂，他擅长炼铁，于是他们两人就去鞍钢人事处要求更换一下工作单位。结果不但未同意还受到批评（后来，徐钜良由炼钢厂调到炼铁厂，成了炼铁专家，又调到冶金工业部科技司任副司长、司长）。
石启荣当时想这或许是他被派去党校学习的原因，后来才知道实属年轻幼稚，设计院和党支部的领导一直在关爱着他的成长和进步！
党校结束后，支部书记又找他谈话，主要是要其找到张乐山现在何处，并告知他重庆大学党组织将他申请入党及讨论的材料随档案转到鞍钢了。
真是无巧不成书，石启荣在《人民日报》发现四川省川北行署主任、组织部长张乐山接待人民群众的消息，虽然名字一样，但他不能肯定这个张乐山就是1947年8月至12月同他一起的人，就立即将情况告知党支部书记。
经组织调查，时任四川省川北行署组织部长的张乐山正是当年与石启荣同志一起工作的人，张乐山还将同石启荣一起工作的情况作了说明，与石启荣提供的情况完全一致。
1953年7月28日，石启荣同志光荣地加入中国，实现了他自新中国成立前时期起就一直孜孜追求的目标。
炼铁设计科同时入党的还有一个名叫高道福的人，不久发现高道福隐瞒了历史，其入党决议随即被取消。石启荣这才恍然大悟，从学校到鞍钢后所发生的事，原来是组织上对他的严格要求和殷殷呵护。
高道福的事情发生后，石启荣再次深入学习了中国的章程，不断加强党性锻炼，严格自我要求，由此成就了他今后非凡的人生。
·恢复设计，7号高炉有故事随后，石启荣承担了炼铁厂7号高炉恢复设计工作，全面收集7号高炉的各种资料。该高炉被日本人破坏，炉缸内冷凝的铁无法取出来，因厚度一米有余，不能爆破、无法熔化。后来，苏联专家提出冷冻法，问题得到解决。
有一件至今仍让石启荣同志不能忘怀的事是，他在收集7号高炉各段钢板尺寸时出了差错，在审查时被发现。因为高炉是圆形，钢板是应该有一定弧度的，而他恰恰忽视了这点，直接测量了数据，这件事他主动作了检查，多次复核测量结果，重新再作设计。
经过7号高炉的恢复工作，使石启荣得到了很大的锻炼，学到了许多书本上没有的知识，也造就和培养了他一生做事认真、精益求精的工作作风。
1953年4月，石启荣被设计院派到7号高炉施工现场，作为设计代表，任务是联系院内有关科室解决施工中的设计问题。
一天，热风炉筑炉队的书记要其到他办公室去。去了之后，石启荣才知道书记要他修改热风炉出风口的砌砖设计，这正好是他本人设计的B体育。出风口由于风温高、风速也很高，砌砖非常重要，这也是经过炼铁设计科的苏联专家指导设计而成的。
当时，石启荣不同意修改，书记很不高兴地说：“这事我说了算数，你们知识分子说了不算。”石启荣回答：“你说了算，出了事故你就该负责任。”书记更生气地说：“你是反革命分子”。就叫了两个工人把石启荣看管起来，不让其离开他的办公室。工地有事找不到石启荣，便向设计院打电话，院办也找不到石启荣。这位书记知道后说：“石启荣不同意修改他设计的热风炉出风口砌砖设计，我叫人把他看管在我的办公室里。”院方向代总经理办公室通报情况后，王玉清代总经理亲临现场，批评了这位书记，并让石启荣乘总经理的车回宿舍。
三大工程竣工典礼石启荣穿着工作服上车，司机要求他把工作服脱下来，以免弄脏了车，王玉清代总经理又批评了司机。
后来石启荣想到这件事，心中十分过不去，当时的表现显得很不懂事，没有礼节，也确实很“土”，毕竟从没有坐过小车。另外，更促使石启荣努力工作，以回报领导的关怀和爱护。
在工地现场，工人给高炉打铆钉，石启荣也跟他们一起干。工人们非常信任石启荣，给交送的热风阀漏风本来他们自己可以处理，还是请石启荣一起协助处理。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由于石启荣同工人一起干活，不分彼此，日夜在工地，工作进展得很顺利。1953年12月19日，7号高炉炼出第一炉铁水，7号高炉的恢复，整个工期只用了10个月时间。后来全面负责7号高炉恢复建设的高炉公司将石启荣评为“优秀共青团员”，奖金150元。石启荣没有领取奖金，炼铁设计科长批评道：为何不要？石启荣说：“我是院方派出的，如何处理？”科长说：“我来处理，与你无关，又不是你领的奖金。”便领着秘书领回奖金，作为科内共用。
1953年12月25日，主席在亲笔给鞍钢全体职工的复信中说：“鞍山无缝钢管厂、鞍山大型轧钢厂和鞍山第七号炼铁炉的提前完成建设工程并开始生产，是1953年我国重工业发展中的巨大事件。”
鞍山市中心人民剧院会场，门前是象征建设“基础”的4个巨大的红色方柱子，上面矗立着象征伟大建设的灰色钢架建筑物；用高炉和无缝钢管、重轨图案组成的“三大工程”竣工纪念章模型，在会场门前的墙上发出金色的光辉。主席台的两侧挂着中国中央委员会和中央人民政府给大型轧钢厂、无缝钢管厂和7号高炉竣工典礼的纪念锦旗以及周恩来总理给大会的题词。
初设审查，小荷才露尖尖角1954年1月，安排石启荣去参加本溪钢铁公司工源厂区的高炉恢复生产。石启荣同炼铁科长金鑫陪苏联专家到本钢工源已停产的高炉现场调研，计划本钢高炉恢复生产。
接着石启荣又陪同炼铁设计科苏联专家尼古拉耶夫赴大冶特钢（已停产）高炉（300立方米容积）现场考察。他们在现场看得很详细，因翻译怀孕上不了矿槽，只有石启荣陪专家到矿槽及高炉、热风炉等处考察。专家说这样的小厂不用苏联设计，由你们自己设计即可。石启荣回答专家，苏联设计的是武汉钢铁公司，不是大冶钢厂，武钢用的铁矿山在大冶。专家点头表示同意。
当时，出于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大规模基本建设的需要，国务院从国家计委设计局、地方局、基本建设局（现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前身）分了一些人，成立了国家建委，主任为，主要任务是：参加区域规划，各行业的厂址选择，审查初步设计，审批开工报告，施工过程中投资使用，工程进度、质量监察，工程竣工验收等工作。
武钢初步设计审查工作就交由国家建委组织。国家建委对武钢的初步设计审查非常重视，一方面这是新中国钢铁工业布局的重要一环，方案论证岂能马虎；另一方面苏联在援助我们的同时，也希望中国能够锻炼自己的技术骨干，这次初步设计审查就是千载难逢的练兵机会。
武汉钢铁公司初期作为保密工程，代号为“三一五厂”，内部名称：华中钢铁公司。1954年9月，重工业部钢铁局在华钢经理会上宣布华中钢铁公司更名为武汉钢铁公司，在以武汉为中心的华中地区选择厂址，前后选点23处，确定了3个候选厂址。1954年年初，因苏联专家建议援建的汽车制造厂改建在东北长春（当时名称是汽车厂，同意汽车厂在长春建设，同时提出：工厂、地名不得以个人名称命名，应改为长春汽车厂）。钢铁厂最终定在武汉青山（原汽车厂的厂址），同年5月12日，国家建委正式下文批准武汉青山作为武汉钢铁公司的厂址。
武钢的初步设计是由苏联哈尔科夫设计院设计的，年产钢150万吨，留有发展年产300万吨钢的余地。1954年3月，由国家建委领导在武汉审查武钢初步设计，而当时能够承担大型钢铁工业项目建设，并且专业完备的设计机构只有鞍钢设计院，具体工作就由鞍钢设计院负责。
鞍钢设计院对此十分重视，由副院长王勋带队，每个专业选派1人，共40余人组成。经2个多月的准备后，赴武汉参加武钢初步设计审查会。鞍钢设计院各专业的苏联专家，苏联哈尔科夫设计院负责武钢初步设计的主要专家等有关人员都参加了武钢初步设计的审查会议。
石启荣作为炼铁专家被抽调参加了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炼铁专业成立一个审查组，组长由武汉设计院院长肖铎宇担任，肖院长是炼铁方面的专家，另外还有几位中年专家，曾被派到鞍钢设计院炼铁设计科工作过，后来返回武汉设计院。
在对初步设计方案里高炉技术方案审查时，会议一度围绕技术指标问题陷入停顿，主要是武汉设计院院长、炼铁专业骨干肖铎宇以及其他一些高级工作人员，大都认为苏联的炼铁设计指标太高，现实情况根本达不到，就连一些苏联专家也摇头，觉得指标不合理。
确实，方案里要建的1386立方米高炉比当时鞍钢的要先进很多，特别是在蒸汽鼓风、料车、双钟炉顶和控制系统等方面，按当时中国钢铁工业的生产水平来看，这些指标听起来就好像是天方夜谭一样。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其他意见，初步设计方案就需要重新修改。石启荣暗想，既然鞍钢设计院炼铁设计科就我一个人作为代表，我的专业也精于此，肯定要发表意见。虽说自己是晚辈，但也要实事求是，不能盲从他人观点。随即，他在会上大胆发言，认为炼铁设计指标是可以实现的，虽然这些指标很高，但是项目方案里采取了很多措施，比如高压炉顶、喷蒸汽、砌砖，等等，如果这些措施能够保证，设计的技术指标是可以达到的。
石启荣的意见一发表，会场立刻打破沉默，旋即出来两种指责。一部分人说：石启荣自高自大，不尊重老同志。另一部分人说：连苏联专家也表态指标太高，你凭什么反对？第二种指责在当时来讲是非常危险的，国内当时是“技术一边倒，倒向苏联”，同志都说：工业建设，美国封锁技术，苏联不给你技术，其他的人会给你吗？所以只要苏联专家一表态，大家也就没什么意见了，而反对苏联专家意见是可以作为反革命论处的。最后，肖铎宇同志再三考虑，表了态，说石启荣同志的意见是非常值得考虑的。这样，其他的一些专家也敢说出自己的意见了，认为石启荣同志很有见解。会议最终决定设计指标不做修改。
其实，石启荣对这些技术指标早就心中有数。会议前，他就做足了功课，详细研读资料，对有疑虑的技术问题，自己先做了思考和充分准备，并专程拜访了有着丰富专业知识的苏联炼铁专家肖米克（时任东北工学院的顾问教授）和杜和桂（国内专家，当时也是肖米克的翻译）。肖米克很高兴石启荣的到访，对他提的问题都一一做了详细回答。
但石启荣没想到，在这次会议上，当时组织设计审查的国家建委人员慧眼识英雄，他的意见发表后，建委的人就看上了他。建委当时刚成立，缺兵少将，一直想从全国调集人才，这次初步设计审查会议正好是个物色人选的好机会。
当时鞍钢归重工业部（冶金部前身）管。会议结束不久，1954年秋，国家建委就向重工业部要求调石启荣，因石启荣是业务骨干，鞍山市委和设计院领导都不同意，就另外推荐了一位炼铁科的李广春同志，并向重工业部人事司送了档案，没料想，1955年年初又给退回去了，当时也没反映什么问题，就这样拖了半年多。到1955年4月，重工业部领导找到鞍钢设计院院长，批评道：“你们单位无组织无纪律，我们调一个人，你们就没理睬。”
设计院长找石启荣同志谈话，说了事情的过程。石启荣同志二话没说，就着手办理手续准备到重工业部人事局司报到。
1955年4月底，重工业部再次指名石启荣同志进京工作。石启荣4月底到北京重工业部人事司报到时才知道，是国家建委委托重工业部调人的。马上，重工业部人事司开具了介绍信，让石启荣同志赴三里河国家建委人事局报道，报到那天，建委人事局的同志告诉石启荣：“后天是五一，放假休息。这已经下午四点半了，你就先住下吧。”可石启荣初到北京，情况不熟悉，连住的地方都不知道，人事局便又派人把他送到住处，随后他被分配到了重工业局钢铁处。
当时主管重工业局的副主任是安志文，重工业局局长是阎沛林，主管钢铁的副局长是薛葆鼎。国家建委重工业局钢铁处的任务：一是参加新建钢铁项目的厂址选择；二是审查新建钢铁项目的初步审计；三是审批新建钢铁项目的开工报告；四是监督检查在建项目工程进度与质量；五是组织项目竣工验收交付生产。
后来才知道，在武钢初步设计审查会上，国家建委相关领导指名挑选了5个人调到国家建委工作，经过调档审查，最终调了两个人，除了石启荣外，另一个是炼钢科的佟宽龄。
运筹帷幄，助鞍钢初脱困境石启荣离开鞍钢，调往国家建委后，因为从事国家层面的项目建设和投资决策管理工作，对事情的判断和决定不仅仅要考虑其自身情况，更要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要求出发，因此相比在企业工作时期，考虑得要全面一些、深远一些，逐渐培养出科学系统的大局观。而且石启荣一直很喜欢钻研技术，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在国家机关很快成长为专家型的管理者。经常从宏观到微观、从国民经济到技术经济对项目进行分析论证，为国家经济建设作出了很大贡献。
对鞍钢的发展，石启荣一直是关怀备至、有求必应的。梳理石启荣为鞍钢发展殚精竭虑、运筹帷幄的历史，颇有感慨：回头看，当时石启荣为鞍钢发展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无论是集思广益还是抛砖引玉，无论是鼎力支持还是莫衷一是，都印证了《资治通鉴》中的一句古训：兼听则明。
（一）铁前钢后，产品档次见分晓弹指之间，已是改革开放时期。当时，鞍钢面临着极为严峻的形势。其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十年“”期间，鞍钢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使鞍钢与发达国家在冶炼、轧钢等领域原本已经缩小的差距又进一步拉大了；二是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鞍钢已经习惯于“投资靠国家拨给，原料靠国家直供，产品靠国家包销，价格靠国家制定”，当改革开放大潮来临时，偌大的一个鞍钢完全丧失了生机与活力；三是机器设备长期处于超负荷运转状态，技术工艺没有得到与时俱进的改造与升级。为此，鞍钢从“六五”到“八五”期间，开展了大规模的技术改造。
石启荣对鞍钢这一阶段的技术改造积极献策出力，例如，在资金捉襟见肘的情况下，鞍钢面临先改铁前烧结还是先改炼钢、轧钢的技术路线选择的问题，石启荣建议，鞍钢当前的主要矛盾是生存问题，要先活下去，资金要用在刀刃上，应该先改炼钢和轧钢，生产出好产品，待经济效益有所好转后，再考虑改造铁前工序。
但鞍钢出于原燃料短缺和铁前环境污染严重的考虑，时任鞍钢总经理李华忠同志并没有采纳石启荣的意见，选择的是先改铁前烧结，这一举措在当时确实为鞍钢增加了原料保障，也为后期的技改打下基础，但在资金本身就紧张的情况下，这种技改路线并没有从根本上使鞍钢主体工艺技术装备摆脱落后的局面，产品档次和质量得不到提升，投资未能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鞍钢在品种结构方面存在的问题依旧。这直接导致了鞍钢技术改造效果不明显，企业经营困难局面难以改观。当时，鞍钢半连轧技术水平低、质量差，坯料消耗、成材率、工序能耗等指标均居全国十大钢厂的后三位，生产的热轧板卷无论板形、尺寸、表面质量，还是内在性能，均与先进产品有很大差距，乃至与鞍钢同属共和国长子序列的第一汽车制造厂都向老用户鞍钢说再见，无法继续使用鞍钢的钢板。这与鞍钢在钢铁界的地位极不相称。
（二）财务管控，金尽裘敝陷困境在管理体制上，当时以完成国家任务为中心的企业财务管理体系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中央提出要建立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商品经济，鞍钢经营环境随之发生很大变化，对财务管理体系进行了改革。
石启荣对鞍钢改革也提出了建议：划小核算单位可以调动基层单位和职工的积极性，提高成本核算准确度，增强员工改革与管理意识，但一定不能失去应有的集团管控。特别是在财务方面，缺失集团管控，难以对各厂、各生产环节之间的原材料、半成品、成品的投入和转移进行有效管理，容易造成不合理的结存和丢失。
鞍钢忽略了这一点，在财务改革上虽然划小了核算单位，将财务、销售统统下放到各生产厂独立核算，但没有建立对应的集团管控体系和控制。结果造成了生产厂各自为政，互不关联，呈现了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局面。这样经营一段时间后，财务吃紧，甚至出现需要国家援助资金接济鞍钢职工过年吃饺子的困难局面。石启荣得知这些，心痛不已：共和国长子竟然面临需要借钱过年的局面。
（三）淘汰平炉，涅槃重生新征程转眼间，到了我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时期，鞍钢长期积累的“三老”（设备老、技术老、人员老）问题进一步暴露出来。“八五”末期，鞍钢在市场竞争中陷入困境。主要表现在经营亏损，陷入债务困境。1994年的最后两个月，由于工艺技术落后，产品品种少、质量差，生产效益低，痛失“一汽”等传统市场客户，鞍钢合同严重不足，产品销售不畅，生产出的钢材大量积压，资金极度紧张，贷款拖欠严重，生产经营异常困难。截至1995年年底，鞍钢的资产总额为376.2亿元，负债总额为243.58亿元，资产负债率达64.51%，高出正常水平十多个百分点，比国外冶金行业平均水平高近27个百分点。鞍钢欠银行贷款高达133亿元，每月利息支出高达1.2亿元以上，每年要支付借款利息达15.3亿元。如按年产550万吨钢材计算，则每吨钢材负担贷款利息近280元，使成本负担加重，吨材成本比邯钢高出500元以上。贷款偿还能力低，流动性差，鞍钢资产流动比率为96.7%，速动比率为65.42%。1993年下半年以后，钢材市场对鞍钢非常不利，拖欠的货款增势过猛，到1994年年末鞍钢外欠货款达129.2亿元。如此沉重的债务负担压得鞍钢喘不过气来。
医治“共和国钢铁长子”之痛，破解鞍钢发展的历史困境，技术改造势在必行。在鞍钢最困难的时刻，时任武钢常务副总经理的刘玠同志临危受命。1994年12月，中央决定调刘玠赴任鞍钢总经理，同时调冶金部副部长吴溪淳任鞍钢党委书记，携手一起开启了改革创新、涅槃重生的新征程。
在生产经营上，鞍钢厘清了正确处理数量效益与质量效益关系，坚持走质量效益型道路，正确处理生产组织与市场营销关系的思路，坚持以市场为导向，围绕市场组织生产。
在技术改造方面，第一项工作就是平炉改转炉。平炉炼钢不仅质量差、成本高，还要烧重油，当时鞍钢炼钢厂全是平炉。而平炉钢要烧重油，重油价格已从900元/吨涨到1200元/吨，且市场上很难买到。因为迟迟不能淘汰平炉，鞍钢的两个炼钢厂一年就要亏损四五个亿，因此能否迅速淘汰平炉成了非常关键的问题。
（四）炼钢技改，审时度势否灵山鞍钢炼钢厂改造从哪儿入手，成为技改的焦点。改造方向经过多次讨论，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在灵山开辟新区，新建一座年产300万吨钢的转炉钢厂，回过头来再进行老的一、二炼钢厂改造。另一个是率先改造老的炼钢厂，但技术水平显然没有新建的好。鞍钢当时偏重于选择第一个思路。为了慎重决策，鞍钢党委书记吴溪淳找石启荣同志咨询。
一炼钢转炉忠言逆耳，石启荣开门见山，直接表达意见：对于灵山新建炼钢，虽然有两个好处：一能保证新钢厂的技术先进性，二可在改造期间不停产。但是问题也很突出：投资大，新建钢厂投资概算约56亿元；从整体来看，投资太高，没必要。此外，灵山没有地方可以再建高炉，而且通往灵山的道路有很多桥梁，老区向新区运送铁水困难，如果建专用铁路线亿元。即使要建新厂也不能建在灵山。开辟新区一定不能沿袭旧的思维，就封闭内陆发展。新区布局一定要在沿海，以便于利用进口矿。
虽然鞍钢当时不是很赞同不在灵山建炼钢厂的意见，但最后鞍钢还是没有在灵山开辟新区，而是开始着手一炼钢厂的改造。
鞍钢第一炼钢厂始建于1933年6月，当时设计年产钢58万吨，有七座平炉，两座精炼炉。新中国成立初期经过改造，将精炼炉改成平炉。至此，鞍钢一共有九座300吨倾动式平炉。20世纪70年代，氧气应用到平炉上，使用氧气炼钢，冶炼时间缩短，产量提高较多，最终几经改造，鞍钢保留五座氧气顶吹平炉，年产平炉钢约240万吨，占年总产钢量三分之一。随着钢铁生产工艺技术进步，平炉炼钢相对转炉炼钢表现出原材料消耗高、环境污染严重等诸多问题。但改造起来，也是困难重重，主要在于：一是保产难，鞍钢过去一直靠产量，靠规模效益，改造期间不允许产量有大的波动，又要改造，又要保产，实施困难；二是总图难，一炼钢厂生产经营几十年，主厂房周围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各种建、构筑物不断增加，改转炉后的生产辅助设施如污水处理、煤气柜、水泵房、变电所等位置十分难找，因为在平炉生产条件下，与之配合的哪个设施也动不得；三是资金难，要改造，就要花钱，而鞍钢资金从来没有宽松过，所以资金也是鞍钢一炼钢厂改造的一大难题。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鞍钢内部多次论证，同时也咨询了石启荣。石启荣考虑到鞍钢未来的竞争力与发展，建议在厂区内新建炼钢厂房，建设三座150吨转炉，但鞍钢并没有同意这个建议。当时鞍钢的思路是滚动发展，技改方面首先考虑的是经济性，以实现少投入、快产出、高效益。最终，鞍钢设计研究院炼钢科提出一个建设三座90吨转炉方案，生产时可扩容装入量为100吨。后面又陆续论证了厂房加固、抬高吊车标高、南建一跨厂房、钢水过跨小车等技术问题。在随后的资金平衡会上，又确定了三座转炉总投资控制在1.7亿元以内。会后，鞍钢向设计院下达了一炼钢厂平改转改造设计任务书，总投资1.7亿元。就这样，一炼钢平改转工程于1996年10月15日正式开工，1997年5月28日两座转炉正式建成，一次试车成功。1998年1月18日完成了第三座转炉的建设，并交付生产。之后又分步分期将模铸逐渐改造为连铸。由于平炉改成了转炉，生产节奏快，又可以实现连续铸钢，产生了一系列连带效应，大大降低了钢坯成本。吨钢成本下降了约300元，从而扭亏为盈，解决了一炼钢的生存问题。
（五）因循守旧，水平上档失良机随着经济效益开始逐步好转，鞍钢开始考虑二炼钢技术改造问题，吴溪淳再次找到石启荣，共商大计。结合已实施的一炼钢的平改转，石启荣首先肯定鞍钢一炼钢平改转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但同时又尖锐地指出：鞍钢当前燃眉之急仍是炼钢装备水平档次低的问题，二炼钢系统平炉和模铸制约着成本降低和高档次产品的生产。一炼钢平改转，转炉改成90吨，炉容太小，而且厂房没动，用的平炉厂房，高度不够，转炉副枪没法上，炼钢技术水平不够。当时你们改造的时候，也可以考虑将视野放得更远一点，厂房里加个车间，挪出一跨作炉子跨，直接建设150吨转炉，这样在少投入的同时，还适度留有发展余地。因此，二炼钢平改转绝对不能按照一炼钢的思路。现在条件更成熟，二炼钢改造需要适当高起点，实现自动化科学炼钢。
忠言逆耳，听到这些意见，鞍钢有些同志不服气，认为二炼钢这样改造也花钱不少，还是应该像一炼钢一样改造。此外，当时二炼钢平改转计划已经报到冶金部，已很难轻易再修改。
吴溪淳书记听明白了，当时没有直接表态，只是请求石启荣同志对其意见暂时不要宣传，回去他们再考虑一下。
没过多久，二炼钢平改转方案实施最终和一炼钢方案一样，平炉只改成90吨转炉，没有新建炉子跨，上不了150吨的转炉。
石启荣得知此事，连连摇头，叹道：可惜！条件成熟，鞍钢的炼钢装备水平本应该可以更上一个台阶，却又错失良机。
现在看来，鞍钢“九五”期间的技术改造还是取得了巨大成绩，炼钢系统平改转，模铸改连铸，降低了生产成本；轧钢系统引进日本三菱技术，建成水平较高的1780毫米热连轧生产线，改造原有的“二手”四机架冷轧机，建成先进的浅槽盐酸酸洗冷连轧生产线，提高了装备水平。这些举措实现了鞍钢初步摆脱生产经营困境的目标，为以后发展振兴打下了基础。
鞍钢炼钢系统改转对技术先进性考虑欠缺，炼钢系统上的转炉炉容还是太小，无法实现科学炼钢，生产的品种质量受限。因为小炉子太多，炼钢工序后面又再接一串其他工序，总体技术经济指标不好。
事后想来，如果采纳了石启荣同志的建议，当时直接上了大转炉，不仅在技术上能使用先进技术，实现科学炼钢，在总图上，还能节省建设用地，紧凑布置，不用配置数量过多的炼钢厂和配套设施，岂不是一举两得、事半功倍。
调整结构，力促鞍钢大发展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入世”步伐的加快，鞍钢明显感到市场竞争的压力越来越大。鞍钢毕竟是一个老企业，负担沉重，只是基本走出了困境，尚未形成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良性循环，需要改造的内容还很多。虽然在“九五”期间已实现了“平改转”“全连铸”，工艺系统的中间环节的装备明显改善，先达到了较高的水平。但与此对应的是铁前、钢后工序成为了薄弱环节，因此，需要在“十五”规划中加以解决。
（一）悉心指导，1号高炉成亮点鞍钢的“十五”规划中决定将投资的重点从炼钢向两头延伸，以炼铁为中心，对铁前系统进行改造，降低铁前成本；钢后系统发展板材深加工，实现综合经济效益最大化。
“十五”改造过程需分轻重缓急对拟建项目进行排队，率先启动的是高炉建设项目。实施该项目的目的就是在高炉总容积不变的条件下，新建一座新1号高炉，淘汰日伪时期留下的一排1号、2号、4号、9号四座污染严重、装备陈旧、相继面临大修期的小高炉，从根本上治理污染，改善环境，同时全面提升和改善高炉冶炼工艺技术指标，提高企业竞争力。
在研究新建高炉方案中，经历了一番周折。突出的问题是：新建大高炉还是小高炉，一种意见是把鞍钢平改转的短平快经验运用到高炉改造，原地扒倒一、二排高炉，利用原有的风机，新建四座1000立方米的高炉；另一种意见是用鞍钢熟悉的2580立方米高炉技术，克隆10号、11号高炉；还有一种意见是异地新建3000立方米以上的大高炉，投产后淘汰一、二排高炉。经过反复研究，大家统一思想后一致认为：为提高鞍钢整体装备水平，在改造过程中，必须瞄准行业的先进水平，选择代表着炼铁工艺发展方向的、装备先进的大高炉，实现装备向大型化、现代化发展，以实现改造的高起点，为鞍钢参与国际竞争打下基础。在这个大原则下，鞍钢组织力量完成了“十五”发展规划，并在规划中明确炼铁改造的方案是实施异地新建3200立方米高炉，淘汰一、二排高炉。规划很快上报给原国家经贸委。国家将规划评估任务交给了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简称中咨公司）。
此时，石启荣任中咨公司专家学术委员会主任。对鞍钢“十五”规划项目评估，他非常重视，认真研究了鞍钢上报的项目方案后，在项目评估会上给予了总体评价：鞍钢规划方案中提出的环境保护、节能降耗、产品深加工、提高经济效益的发展思路是正确的，符合钢铁工业结构调整的发展方向。随后顿了一顿，语重心长地说道，但有些问题还需研究。就高炉建设项目来说，在数量上，新1号高炉所需原燃料与拟淘汰的一排四座高炉消耗量基本持平，能够满足需求。在质量上，高炉容积越大对原料和焦炭的质量要求越高，鞍钢近年来新建了两台360平方米烧结机，淘汰了热烧，使烧结矿强度和粒度组成有较大改进；炼焦方面拟建55孔（碳化室高6米）大焦炉并同时配套干熄焦，建成后焦炭强度将有所提高。这些都为3200立方米大型高炉创造了基本条件。但是，鞍钢精料基础薄弱问题仍未得到根本解决。项目方案中入炉矿品位仅55.5%，低于全国大中型高炉平均值57.28%，与先进水平如宝钢等的60%以上相比差距更大。这将造成高炉渣量大、焦比高、利用系数低。炼铁系统包括烧结、球团、炼焦、高炉等，高炉只是对前工序原料的最终综合加工。要达到炼铁生产的高水平，除高炉本身的技术装备水平和操作管理水平提高外，还要改善原燃料的冶金性能。建议鞍钢在建设新1号3200立方米高炉的同时，努力提高精料水平，进一步优化高炉的炉料结构，提高入炉矿品位，对原燃料进行混均、整粒，完善现有烧结、球团、焦化的工艺过程。这样新1号高炉才能达到先进的技术经济指标，充分发挥投资效益。
鞍钢领导听完石启荣的意见，表示接受。这些意见不但中肯，而且也为鞍钢下一步高炉系统改造指明了方向。项目评估结束后，鞍钢先后又实施了热烧结矿改冷烧结矿的改造，全部淘汰热烧结工艺。根据球团比例偏低的情况，新建一条200万吨/年链篦机回转窑球团生产线米焦炉，以提高焦炭质量。这一系列的系统改造，使鞍钢炼铁成本大幅度降低，主体工艺装备及主要技术经济指标全面提高，综合竞争力大为增强，厂容厂貌及环境质量有了较大幅度的改善。
鞍钢新1号3200立方米高炉如今，在生产运行中，新1号高炉的入炉焦比、煤比和利用系数已分别达到310kg/t铁、175kg/t铁和2.45吨/（立方米·天），比改造前分别降低了140kg/t铁、45kg/t铁和0.65吨/（立方米·天）。矗立在绿树环抱之中的新1号高炉各项技术经济指标在国内同行业居于前列，也成为鞍钢一道亮丽的景观。
（二）助力谋划，2号冷轧巧用地冷轧2号生产线项目也是十五总体改造规划中的重点项目。规划要在原有冷轧厂厂房内建设主机组，在冷轧厂北面的碎铁厂区建设原料库、罩式炉、平整机、重卷/剪切机组等，在距冷轧厂约1000米的中冶集团三冶公司预制场处新建热镀锌、电镀锌和彩涂板生产线万吨规模，生产高技术含量的涂镀层板等产品满足汽车、家电、建筑等行业的需求。
而鞍钢当时的冷轧厂设计能力为30万吨，是由苏联在1958年设计，1960年建成投产的，主要设备是1700毫米、1200
单机架可逆冷轧机、退火炉等。20世纪80年代进行了改造和扩建，建设了一套四机架冷连轧机组（二手设备），设计能力100万吨。1999年又开始对冷连轧机组实施酸洗－冷轧联机改造，新建一条紊流浅槽盐酸酸洗机组，四机架冷连轧机增加0号机架，酸洗和轧机通过两个带钢转向装置连成酸洗－冷轧联合机组。石启荣综合分析后，在规模和产品方向上同意这个项目建设，认为规模合理，生产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涂镀层板是合适的。但也清晰地指出了项目存在风险：高质量汽车面板的技术含量很高，从国外引进技术的难度也较大。鞍钢在高质量汽车面板生产技术方面尚不如国家布局定点生产汽车板的企业——宝钢，因此建议应统筹考虑从原料、冶炼到成材的前部工序一贯制配套。而后续高质量涂镀层板的技术含量也较高，鞍钢过去从未生产过。建议鞍钢应及早进行相关技术的引进、消化和开发。否则就不能生产出高质量产品，达不到测算的效益。
在建设方案上，石启荣直接否定了在冷轧厂内建设的方案，建议应另选场地建设。他考虑到三个方面：一是现有厂房内难以布置2号酸洗-冷轧联合机组，即使勉强布置也将与现有的酸洗－冷轧联合机组互相干扰，物流不顺；二是设备匹配不合理，原酸洗机组能力只有88万吨，难以生产166万吨酸洗板，且活套长度只有280米，无法满足酸洗－冷轧联机要求；三是分成三个区域建设造成总图布置分散、运输量大、生产管理困难。
鞍钢冷轧2号线酸洗轧机联合机组鞍钢听到这些意见后，非常重视，经过慎重研究，自己也否定了在冷轧厂内建设的方案，重新修改了建设方案，改为利用现有的废钢处理场地建设冷轧2号生产线。最后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实现了布置合理、物流顺畅，并充分发挥1号、2号两条生产线号生产线使得鞍钢冷轧产品档次上了一个台阶，鞍钢开始进入汽车板生产序列。
（三）项目规划，寸田尺宅须计议鞍钢“十五”规划中提出的建设项目有23项，列出重点发展的产品为汽车板、涂镀层板、管线钢、造船板、重轨、建筑结构钢等，项目估算总投资为185.5亿元。
石启荣经过测算，知道鞍钢“十五规划”投资估算并没有打足，主要表现在：大部分项目静态投资估算偏低，例如冷轧2号线立方米高炉、无缝改造等项目，实际上全部完成应增加54亿元左右。还有部分项目投资估算漏项，如电力设施、总图运输等公辅设施，测算漏项部分静态投资约10亿元。此外，动态投资偏低，应增加6亿元左右，如果自有资金不能满足需求而加大贷款数额，动态投资还会进一步增加。这样，总投资缺口至少为70亿元左右。因此，如果规划中所列项目全部在“十五”期间实施，项目估算总投资将高达255亿元左右。这么大的投资规模在“十五”剩下的4年多时间内难以实现。
结合市场需求、全国布局以及企业自身特点，石启荣对鞍钢的产品结构发展方向提出了调整建议：一是不宜发展冷轧硅钢。考虑到随着武钢冷轧硅钢扩建、太钢六轧硅钢生产线配套以及宝钢硅钢建成投产，冷轧硅钢的供需矛盾得到缓解。根据冶金行业规划，冷轧硅钢主要由武钢、太钢、宝钢生产，因此，鞍钢不宜再布新点生产冷轧硅钢。二是不宜发展H型钢。我国已有马钢、莱钢和鞍山市一轧等3条轧制H型钢生产线，同时有较大的焊接H型钢生产能力，但H型钢的市场尚处于起步开拓阶段，现有H型钢生产线普遍开工不足，因此，现阶段不宜发展H型钢。三是中板、中型材、小型材应坚决予以淘汰。这些品种均为长线产品，鞍钢生产装备为三辊劳特式轧机、横列式轧机等国家限期淘汰的落后装备。四是不宜再发展无缝钢管。鞍钢无缝钢管由落后的Ø140
和Ø100毫米自动轧管机生产，产品没有优势；同时，无缝管市场需求增长缓慢，随着包钢Ø180毫米连续轧管机组等项目的建成投产，我国无缝钢管生产基本能够满足市场需求。五是大口径直缝焊管应进一步研究。预测从2001-2010年的10年间，我国石油、天然气管线等行业对大口径直缝焊管的年平均需求量为30万吨左右，虽然目前还没有大口径直缝焊管生产线建成投产，但在建、拟建的项目较多，应结合市场需求和在建、拟建项目的有关情况进行分析，研究是否建设大口径直缝焊管项目。此外，受鞍钢宽厚板板宽限制，拟建的大口径直缝焊管最大规格为Ø1220毫米，仍不能解决Ø1420毫米规格。
鞍钢无缝钢管生产线这样，在石启荣的建议下，鞍钢取消了规划中部分项目建设，将资金全力用于保证重点项目及其配套项目建设上，顺利实现了铁前、钢后薄弱环节提升的规划目标，取得了较好成绩。
（四）西区扩建，装备受限现端倪这一时期的鞍钢，经20世纪90年代后期总结出“高起点、少投入、快产出、高效益”的技术改造，取得较大成绩，年产1000万吨钢的目标已提前实现。鞍钢拟在西区扩建年产500万吨规模的项目，拟采用2150
热连轧生产线为核心，前后配套。这次规划，国家发展改革委委托中咨公司评估。石启荣十分关注鞍钢西区的发展，鞍钢虽已进入千万吨级钢铁联合企业序列，但在“做强、做精”方面尚有差距。而西区建设正是填补差距的好机会。
热轧生产线拟采用中薄板坯的建设方案（板坯厚度为180毫米），即与鞍钢前面改造1700毫米半连轧相同的中薄板坯连铸连轧工艺（鞍钢称之为ASP）。石启荣眉头皱了起来，不紧不慢地说道：“你们采用中薄板坯连铸连轧工艺建设2150毫米热轧生产线，需要慎之又慎，采用中薄板坯的工艺是不可能生产高档次汽车板的。2150毫米热连轧的板坯厚度都是采用230-250毫米的厚度。建议你们进一步深入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薄板坯连铸连轧是当时冶金界的一项前沿技术，以德国西马克公司的CSP为代表，具有流程紧凑、投资少、能耗低等优势，适合中等规模的钢铁厂也可以建设钢板轧机工艺，以尽快解决当时国内奇缺的板材需求，我国有不少钢铁企业都选择此工艺。石启荣一直紧密跟踪这项技术十余年，对常规轧制与连铸连轧做过充分对比，认为CSP连轧工艺生产一般建筑钢材具有优势。
半连轧机改造过程中，就对鞍钢的中薄板坯连铸连轧工艺做过多方面研究。鞍钢原有一座被称为共和国功勋轧机的1700毫米半连轧机，这套装备是苏联的，曾经为国家经济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它太老了，没有液压AGC，没有板形控制系统。到了20世纪90年代，它的产品已无人问津。而这套轧机年产250万吨板材，产量又占当时鞍钢板材的一半，严重影响鞍钢经济效益。改造过程中，鞍钢利用了老的1700毫米半连轧机的机架，前面又增加了粗轧，配套来自奥钢联的中薄板连铸工艺，还建设了板坯步进式加热炉，最终只花了11.6亿元，建成了连铸连轧生产线，这套轧机为鞍钢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其工艺技术在当时获得了诸多奖项，后来竟命名为“ASP”。
鞍钢改造1700毫米热轧建成的中薄板坯连铸连轧生产线（ASP）石启荣最后提出，在西区拟建的2150
中薄板坯连铸连轧机组上采取以下三项质量保证措施：一是将板坯厚度加大到200毫米以上；二是在加热炉设计中考虑加热厚度230毫米及以上厚度常规板坯的条件；三是新建炼钢厂的厂房设计留有建设一台常规板坯连铸机的可能。虽然当时鞍钢的一些领导和专家都赞成石启荣的意见，但在最后的实施过程中，鞍钢决策者并没有采纳石启荣的意见，只是将铸坯最大厚度放到了170
慧眼识珠，好事多磨鲅鱼圈鞍钢厂区面积已占鞍山市区四分之一，城市环境容量有限，鞍钢的进一步发展受到限制。而鞍钢在营口鲅鱼圈建设新厂的设想虽然议论多年但并没有下决心，终于，2006年鞍钢提出在鲅鱼圈填海造地，建设一个年产500万吨（预留有1000万吨规模）的精品钢铁基地。在轧钢系统方面，拟建一套5000
宽厚板轧机，以及一套1580毫米热连轧机、一套1500毫米冷连轧机，生产船板及家电用板等。项目上报国家发展改革委后，委托中咨公司评估论证。
（一）高瞻远瞩，坚持要上宽厚板石启荣看到鞍钢鲅鱼圈项目的建设方案，感慨万千。鞍钢走出鞍山，在沿海的营口鲅鱼圈建设钢铁基地是完全正确的。但这样一个现代化沿海钢铁基地，产品档次要高，要有一些填补国内空白的特色产品，为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发展作出贡献。鞍钢作为共和国钢铁长子，发展不能仅仅从企业生产经营层面考虑，还要站在国家利益高度为国家尽一份义务。
营口鲅鱼圈钢铁基地全景新中国成立以后，在海洋问题上一直因造不造航母争论几十年，很多人认为航母是远程的，近距离防御需要它干什么。而现在是全球化，对于海洋问题中国很多时候是被动的，300多万平方公里的蓝色国土，不能没有航母。而制造航母所需的宽厚板，对钢板宽度、厚度以及强度、耐腐蚀性等综合性能要求很高，生产难度非常大。历史上，各大国建设特宽厚板轧机的主要目的之一，是为航空母舰、潜艇等国防装备供应大尺寸宽厚钢板。由于航空母舰飞行甲板需要承受战机降落时的强大冲击力，这就需要钢板尺寸尽量加长加宽，以减少焊接工作量。
鞍钢鲅鱼圈项目评估现场调研在造船工艺上，大都采用大分段造船工艺，以及大尺寸船用钢板以减少焊缝，缩短造船周期，因此需要大量采购船用宽厚钢板。为此，美国、德国及日本等国家都建设了5000
以上宽度的宽厚板轧机。钢铁工业作为国家基础工业，怎能不为国之重器的制造出力呢？而且宽厚板产品不仅是用于造船，在输油管、桥梁、建筑、海洋开发、核电站、舰艇装甲、高压容器等都是不可缺少的重要钢材，世界各国都在大力发展。
在石化建设领域，长距离油气输送管道由钢板卷焊而成，管径分为18、24、30、36、42、48、54、60、64英寸等十个等级。56英寸（1422
）以下的焊管钢板可以由4800毫米宽厚板轧机提供，而64英寸（1626毫米）大口径直缝焊管所需钢板宽度达到5110毫米，只能由5500毫米宽厚板轧机轧制，一条1000公里长的64英寸油气管道大约需要消耗25万吨钢板。矗立在深海的石油钻井平台需要抵御狂风巨浪的侵袭，每座消耗钢材数万吨，使用的钢板最大宽度为5200
，显然只有5500毫米宽厚板轧机才能满足要求。大型油气储罐也需要板厚20-45
的高强度宽厚钢板来建造罐体，以减少焊缝增加强度。核电站建造中，圆柱形钢制安全壳是保障反应堆安全的重要屏障，直径40米左右、高达60多米，内层为50
厚的钢板内衬，外层浇筑1米厚的钢筋混凝土，要求能够承受地震、飓风、坠落等各种冲击。钢板内衬由130多块宽厚钢板焊成十余个巨型钢环再叠套拼装，总重超过4000吨，所需钢板必须由5000毫米以上宽厚板轧机轧制。石启荣还回忆起当年建设九江大桥时的情形，桥梁结构钢板要求厚50
，长18米，单重11吨，由鞍钢2800毫米轧机生产，因单重与尺寸满足不了，铁道部只好修改钢板尺寸，增加拼接焊缝。宝钢在建设炼铁高炉过程中，需要大单重宽厚钢板，因为舞钢4200毫米轧机无法生产，最后只好从日本进口，由此可见宽厚钢板的重要性。而我国尚无宽度5500毫米以上的宽厚板轧机，环渤海地区造船业又非常发达，营口都是造船的，潜艇建造基地就在葫芦岛。为填补空白，满足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的特殊需要，避免受制于人，鞍钢有必要建设一套5500毫米宽厚板轧机。
鞍钢鲅鱼圈项目评估会时任鞍钢董事长、党委书记刘玠同志对此意见开始时想不通，他认为，建双机架5000
轧机就足够了，5500毫米轧机产品极其特殊，市场容量很小，虽有需求但无批量，若建设5500毫米轧机，不仅投资加大，而且建成后作业率不饱满，投资效益不好，投入产出比不合理。应该说，单从经济角度考虑，刘玠同志的看法有一定道理，建设5500毫米轧机对鞍钢而言，是要影响一点点经济效益。石启荣认为：建设5500
轧机仅考虑企业经济效益就够了吗？我国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迫切需要国家有一套5500毫米宽厚板轧机，生产一些宽度5000毫米以上的特殊规格宽厚板，我国没有5500毫米宽厚板轧机就会受制于人。鞍钢是国有大企业，有基础、有实力、有义务填补国家空白，况且增加的投入也不是很大。石启荣用了一个下午和刘玠讨论，刘玠董事长态度非常坚决，不同意建设5500
宽厚板轧机。而专家已在鞍山宾馆等候许久，为了要赶上火车，石启荣明确地说：“鞍钢作为国有企业，应该为国家着想，否则鲅鱼圈还建什么？1580毫米轧机宝钢有，别的地方也有，凭什么让国家同意鲅鱼圈项目的建设？我看，如果鞍钢不建设5500毫米宽厚板，鲅鱼圈项目就没有必要建设。”这下，刘玠同志无言以对。时任中咨公司冶金建材项目部钢铁处处长的陈子琦同志是那次项目评估的项目经理，他回忆道：“石启荣与刘玠讨论建设方案，用了将近一个下午的时间，那时我在鞍钢东山宾馆会议室外等候石启荣，看到刘玠与石启荣讨论结束后走出会议室时脸色黯然，显然是争论激烈。”虽然交流过程不甚愉快，但最后刘玠同志还是接受了石启荣的建议，将双机架5000
轧机改为双机架5500毫米/5000毫米轧机。为稳妥起见，石启荣同志邀请德国施罗曼西马克公司总裁罗森塔到中国，询问鞍钢鲅鱼圈项目设备订制情况。他说：“鞍钢鲅鱼圈项目已订双机架5500
/5000毫米轧机，并交付了订金。”中咨公司这才向国家发展改革委上报了关于鞍钢营口鲅鱼圈项目的评估报告，明确支持鲅鱼圈项目建设，建议将宽厚板轧机方案由原双机架5000毫米轧机改为5500毫米/5000毫米轧机。随后，国家发展改革委批准了鞍钢营口鲅鱼圈项目。很快，鲅鱼圈项目建成投产。
宽厚板轧机已经盈利。刘玠同志两次见到石启荣同志都说，5500毫米/5000毫米宽厚板轧机，生产经营情况都很好，利润情况也不错，还准备建设1580毫米热连轧。有一天晚上，都深夜10点多了，石启荣同志在家中接到了刘玠的电线毫米
毫米四辊式粗轧机和一台5000毫米四辊式精轧机（粗轧机后设置了立辊轧机，轧机带有弯辊和CVCplus的板形控制技术，配合立辊可以更好地控制钢板板形，实现矩形化轧制）及两座步进式加热炉、除磷箱、热矫直机、3台冷床、切头剪、定尺剪、火焰切割机、4200吨压平机、淬火机等40余台配套设备组成，零部件总数达10万多个。生产厂房由加热炉跨、主轧跨、剪切跨、中转跨、冷床跨、磨辊间、成品库等部分组成，长1116米，宽近100米，面积达11万平方米。从设备来看，5500毫米宽厚板轧机仅一片轧机机架牌坊就重达400吨以上，轧机支承辊最大直径达到2400毫米，重达250吨，整台轧机总重超过3000吨，主电机总功率达20000千瓦以上，原料板坯重达250吨，车间用桥式起重机最大吨位达400吨。其生产的钢板厚度最大可达400毫米，是普通轧机的4倍以上，可用于制作航母、大型水面战舰的甲板和舷侧列板，可用于制作重型主战坦克装甲钢板。
，是普通中板轧机的2倍以上；单块钢板重达200吨，是普通中板轧机的5倍以上。两台宽厚板轧机占地长200米，宽35米，高近20米，重达近7000吨。整个工程浇灌混凝土16万立方米，吊装钢结构32400吨，设备重达18000吨。由于体系复杂、精度要求高、制造难度极大，许多部件的重量尺寸都达到了机械加工及运输的极限，被誉为世界“轧机之王”。